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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冬莲：代课教师的一家
今天，9月10日，我国第32个教师节。
毕业多年，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烙印的老师一定很多。他们有的温柔，有的严厉，有的春风化雨，有的犀利严苛。我们受教于他们的治学精神，也感动于他们的处事风范。
今天，向所有的老师道一声感谢！
今天推荐的文章《代课教师的一家》，来自汪冬莲《满川田纪事》一书，作者虽没有介绍这位农村代课教师给自己留下的教诲，却讲述了这位老师的人生经历，从而带领我们去理解当前农村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及出路，读来发人深省。
题图为倪萍在《美丽的大脚》中的扮演的代课教师张美丽。
阿返是我读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我不记得他教过我什么课了。那时的农村，小学课程设置极其简单，尤其是低年级，除了语文和数学，也就有个体育课。一、三、四、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在我脑海中都有印象，唯独缺失了二年级，所以阿返应该是我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吧。
阿返是他的小名。在60年代以前出生的农村人当中，有些人一辈子生活在小名的世界里。除了极少数正规场合（大多数为书面材料），这些人一直以小名示众。大名即正式的学名，出了校门几乎就被弃之不用了，所以一般不被人知晓。
我刚读小学的70年代后期，乡村教师还比较紧缺。县里已经多年没有分配中师毕业的新教师来了。初中毕业的阿返在这种背景下，当了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并且只当了一年。其后随着学校陆续进了两三位师范毕业的年轻教师，村里的年轻人再也没有在村小学长期代课的机会了。偶尔有这方面的需求，也要求代课者高中毕业。
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个人的经历犹如急流中卷起的一朵朵小浪花，载浮载沉。
在短短一年的教师生涯中，阿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带领大家做课间操。当时的村中小学，每个年级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个班。每班人数四五十往上，全校有两百多名学生。崭新的教学楼是我上小学后启用的，似乎是新时期开始的见证。两层的教学楼，外侧走廊，里侧教室，中间有楼梯通往二楼。楼梯左右各两间教室，整个教学楼八间教室，刚好够用。教学楼前面，是土黄色的土质操场。课间操期间，同学们面向教学楼列队做操。每班安排学生站在教室前面的走廊上示范，按照口令统一动作。“文革”刚刚结束一两年，教师队伍老化得厉害，代课教师阿返是当时全校最年轻的老师。那一年的口令就属阿返喊得多，我至今仍记得他喊口令的声音和样子。
一年后，新教师到岗，阿返回归他的农人身份。阿返父母生有四子一女，他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农人。在土地尚未承包到户的年代，他家这种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动力多的农户，很有经济优势。劳动力按工分取值，而工分按劳动力强壮情况划定。女劳动力再强壮，分值也会低于强壮的男劳动力。在干重体力活方面，女人先天逊于男性，这也是重男轻女思想会在农耕社会延续几千年的重要原因。
父亲精明，壮劳力多，阿返家的日子当年真的很不错，然而后来的情况却出乎大家的意料。在农村，到了儿子该讨媳妇的年纪，父母就得替儿子寻摸物色结婚对象。这一过程多少会有些开销。已经定亲尚未结婚之前，每年三四个节庆的节礼是少不了的。从提亲到确定关系再到一步步走向婚姻，每走一步都会有些开支。不知道是否吝于花费，阿返的大哥，一个长相清秀、十分能干的小伙子，愣是没有在适婚的年龄及时婚配。邻居们都说有邻村女孩子在“劳动会战”（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劳动）中看上了他哥哥，但女孩再乐意也要男方有相应的态度。
那时的农村孩子，并没有现在女孩的奔放热情，在贫穷而又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年轻女孩每走一步都要十分小心，千万不可迈错，否则一辈子难以抬头，也无处可逃。阿返的哥哥显然没有抓住机会。他们一家，似乎也没有尽快让老大找到对象成家的迫切愿望。阿返哥哥后来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在大家庭中，独身生活也许并不利于身体健康，阿返那十分强健的哥哥，最终在四十多靠五十的时候得病去世，结束了孤单而又短暂的一生。
也许是有了前车之鉴，也许本来就打定了主意，阿返在自己的婚恋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在与本村一个姑娘短暂接触无果之后，他决定到本村民小组牧杰家去做上门女婿。
那是个农村婚姻市场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失衡的80年代末，做上门女婿还是要有点决心和勇气的，这体现了阿返的先见之明。婚事很快谈成。女方有两个姐妹一个弟弟，弟弟智力有问题，不可能成家，这基本算是个纯女户。女方家中为长的大姐已出嫁，阿返找的是老二。这家的二女儿在农村算是一枝花，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里人还有心气和实力自己搭台演戏的时候，牧杰二女儿就在戏目单子上占据要角，连续多年出演黄梅戏《夫妻观灯》中妻子的角色。
两个弟弟就没这份好运了。早在90年代初，阿返父亲就凭借家里劳动力富足的条件，早早地建起了新房子。加上当时居住的老房子十分阔大，阿返家的居住条件是宽裕的。但这时候，村子里的住房早已不是姑娘们看重的条件了。农村的婚姻市场有了变化，婚娶困难开始出现，弟弟们的婚事几乎毫无着落。
阿返的妹妹嫁在本村。近十来年，阿返的原生家庭，是有着病痛、无法出门的父母，带着两个已经四五十岁的弟弟过活。村人们在为阿返哥哥叹息的同时，也感叹不能把钱看得太重，把得太严。有人自有财，设想如果兄弟几个当年能够顺利成家育有下一代，怎会像后来那样老两口带着两个光棍过活。
2014年夏天，我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阿返的母亲在经过十来年的“居家”岁月后，已于2013年撒手而去。这个家庭，现在是三个中老年男人一起过日子。
说到阿返，不由得想起度过五年岁月的村小学。它的现状，正是今日农村教育状况的典型写照。
村小学在“文革”后终于有了像样的教学楼，不像此前几十年那样在村祠堂、村生产队的公屋（徽州叫队屋）借地办学，配合“文革”后万物复苏的气象，呈现出教育“四个面向”的昂扬风貌。谁承想，村小学的辉煌只有短短的二十来年。那些书声琅琅、师生交融的岁月，随着外迁人口的增多，渐渐地褪色了。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更是加快了乡村小学的没落。在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满川田小学从一个当年拥有五六个年级（当时小学为五年制，另有一个学前班，当地俗语叫“半年级”的班制）、二百多名学生，最繁荣时教室都不够用的颇具规模的村小学，变成了如今只有区区十来个学生，只设三个班级（幼儿班、一年级、二年级）的教学点。师资力量更是严重萎缩，从高峰时的十多位教师，削减到如今一两位教师。当年不够用的教学楼，如今八个倒有七个闲置，曾经上操时人声鼎沸、站满学生的操场，如今一片荒芜。村里的新生人口再减下去，只怕哪天会像我国台湾一样，出现只有一个学生的景况。
当然，准确地说，满川田小学早在十多年前就不存在了，如今的设置仅是满川田教学点，它享有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满川田村下辖各山寨所设教学点的设置与规模。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正值我国的生育高峰，每个山寨（建制上为生产队，即后来的村民小组，一般有三四十户人家）从学龄前儿童到三年级学生，大多有十几个孩子。这些幼小的孩子不能每天长途跋涉少则几里多则十多里的山路去村小学上学，因此教育部门安排在各山寨开设教学点，由民办教师（因为具有“铁饭碗”身份的教师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山上教学）负责山寨学生的学习。
这样的教学点，一个年级少则一两个学生，多则三四个学生，实施的是全部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的复式教学。当孩子升到四年级，有了一定的脚力和自理能力，就让他们前往村小学上学。每天早出晚归，山里孩子的求学路，首先就是从这体力上的付出开始的。
如今堂堂一两千人的村庄也只设有这样的一个教学点，那些山寨教学点自然早就被撤销了。山寨年幼的学龄儿童怎么办？只能就近送到满川田教学点或合并后的大运里小学。可是来往十几里山路怎么办？估计只能由家长陪着孩子风雨无阻地往返，或者在学校所在村借租房屋陪读。陪读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奢侈行为，它意味着占用一个劳动力去陪孩子念书。从孩子刚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开始陪读，如果没有对教育的足够重视，很少有家庭能够坚持下来。
2012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调查:过度撤并校小学辍学率回到十年前》的文章，2013年审计署公布的《1 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均指出，农村学校撤并致辍学率上升。
基础教育近十几年在农村的遭遇，很像那句俗话“买得起猪肉，打不起酱油”。
按说200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状况，肯定比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要强很多。可是我们在饿着肚子的六七十年代能将教育办到山寨孩子的家门口，到了21世纪，在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时候，反而办不起家门口的教育了？！一窝蜂地撤并教学点，把刚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往几里十几里外的教学机构赶的结果，是累了家长，坑了孩子。有多少孩子就在这撤并教学点的过程中辍学失教、遭遇意外？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难道不应该反思纠偏吗？
说到农村教育，必须提一句乡村教师。在师资紧张的七八十年代，像满川田这种偏远山村，教师经常是缺额的，山寨上的教学点更是如此。有着铁饭碗身份的公办教师，谁也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山上，教那些年龄不等、一共不会超过十几个的农村娃。这个时候，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这些家在农村的老师，亦师亦农，拿着公办教师一半甚至更少的工资，挑起了教育重担。
以我个人的经历判断，小学低年级的教学内容，民办或代课教师完全能够担负起来，教学效果并不比公办教师差。甚或由于民办教师珍惜工作机会，责任心更强。然而，国家曾长期没有对这些老师的身份和待遇做出恰当安排，有时随着上面文件精神的改变，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还会处于干干停停的尴尬状态，给人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有的老师甚至成了教师队伍的“二进宫”、“三进宫”，丝毫没有尊严感。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境遇有了极大改善。首先有了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的机会，那些干了十年以上的教师，纷纷转成了正式工。同时随着师资培训教育的发展，农村学校师资紧张的状况大为缓解，基本不需要代课教师临时救场。
2013年，安徽省和歙县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启动了“农村原民办教师身份和教龄认定”工作，满川田所属的大运里学校，也全面启动了这项工作。给曾经为农村教育事业作过贡献的人以认可和回报，这种不忘历史的人性化政策，是引导我们这个社会和谐向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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